我在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见到了最后一只北美旅鸽玛莎（MarthathePassengerPigeon）。
她生前曾经生活在辛辛那提的动物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往此地，一睹“最后一只旅鸽”的芳容。旅鸽曾经遍布北美各地，但因为人类的残忍猎杀而灭绝，年，玛莎也在动物园里死去。史密森尼接收了玛莎的遗体标本，在馆藏人员的重建与护理下呈现出生前的模样，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提醒着人们一个物种的逝去。
玛莎遗体标本丨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
“幸好，我们还有博物馆”。
在这种遗憾与感慨交织的情绪中，许多关于博物馆的回忆涌上心头。
作为一个博物馆爱好者，我对博物馆的深刻记忆有两面：一面是恢弘的大厅、回廊一样的展馆、琳琅满目的展品，展示着自然和历史的稀有、壮丽与丰富；而另一面则并不那么具有冲击力——冰冷的档案柜挤满了巨大的仓库，空调的温度让人打寒战，在档案柜之间，时不时能见到几个研究者，对着几个福尔马林瓶子琢磨一下午。而后者，可能才是博物馆的主体。
那么，这些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丝毫不见天日的展品，究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珍贵的档案，新研究的基础
我曾经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HistoryMuseumLondon）工作。整个博物馆有超过八千万件各类动植物标本和相关的档案以及艺术品，展品还不到整个藏品的百分之一。
我的导师阿尔伯托·齐里（AlbertoZilli）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昆虫学家，在鳞翅目藏品库工作，主攻的领域是夜蛾科（Noctuidae）。他每天的日常，就是逡巡在档案柜之间，整理、记录各类古旧的标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
这种蛾子是鳞翅目下最大的一科，已知的物种超过10万。而对于昆虫来说，这个数字还很有可能继续增长。有人打趣说，在热带雨林找一棵树，熏点儿溴，再搞个筐子放在下面，第二天过去能掉下来一整筐各类昆虫，其中一半都是新种。
此话虽然夸张，但也反映了部分事实——这一筐昆虫常常会被打包丢给博物馆，再被后来人慢慢地研究、消化。当年进行环球旅行的博物学家们的“遗产”，过了一两百年，还在为现有的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材料。
右二是阿尔伯托丨naturalhistorymuseum.blog
过去囿于条件所限，博物学家们仅仅通过判断外观来判定物种，甚至一个物种会被不同的博物学家重复命名，错误很多，十分混乱。而现在，更为通用的方法是结合昆虫的生殖器外形，外加必要的基因测序进行更加系统的判断。而阿尔伯托通过每天的日常工作，能获取不少关于物种的新知识，乃至发现新的物种。他本人参与了整个夜蛾科的分类重建，依据就是博物馆里此科下丰富的藏品标本，他自己也命名了不少来自博物馆的新种。
而博物馆藏品库的另外一个工作，则是为全世界的研究者提供服务。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正致力于将它们的藏品数字化，包括制作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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